(轉載部份)
三年前，我在香港見到來自馬來西亞的年輕攝影師鄧安銘（Ming Thein） 。他正在香港演藝學院舉辦攝影展。
鄧安銘有讓人艷羨的天資，16歲就從牛津大學取得物理學碩士學位。對他寄予厚望的父母希望他能當醫生、律師，或者做金融。鄧安銘如父母所願，先後任職於咨詢公司、對沖基金、跨國企業等。
然而金融圈給不了他成就感，和他想要的意義。在金融界拼搏10年後，他終於「忍無可忍」，拿起相機去做了全職攝影師。
成為全職攝影師以來，鄧安銘每天平均工作12-14個小時，從2011年開始，一天假都沒有放過。他的客戶包括Swatch、Nissan汽車、HijjasKasturi建築集團、丹下健三建築集團等。他用自己的勤奮和實力證明：搞藝術不會餓死，而且也可以過得不錯。除了攝影，鄧安銘發瘋地熱愛寫作。他積極耕耘自己的攝影博客（http://blog.mingthein.com），2012年至今共寫了250萬字，發表了幾千張攝影作品。他寫作話題從器材評論到攝影理論，從實踐心得到拍攝哲學，覆蓋攝影的方方面面，吸引了全球的骨灰粉和器材控。他如此勤奮地打字，以致敲壞了兩把鍵盤。
三年後，我再次對話鄧安銘。此刻，他的人生又在飛速演進：2017年，他被任命為哈蘇的戰略總監，還創立了自己的手錶公司。鄧安銘已經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「斜槓青年」（Slash Boy）。
春曉：攝影師和寫作者有很多共通點，我們都是內容的創造者。這裡面有巨大的樂趣。我從小就很喜歡寫作。小時候作文常在報紙上發表，不僅稿費拿到手軟，更感覺到來自同齡人滿滿的崇拜。長大後，我發現大家都崇拜金融的，搞科技的，或者炒房的。在現在的中國，文字工作者要麼被叫做「小編」，要麼被叫做「寫手」，似乎沒人覺得這是個「正當」的差事。你當年明明可以一直拿高薪，卻從金融行業急流勇退，改當攝影師，為什麼這麼想不開？
鄧安銘：我不是想不開，我是想開了。我在金融界了10年，就是一點也不喜歡。每天做spreadsheet、開會、平衡辦公室政治，這無法給我滿足和成就感，也沒有任何樂趣。我做了10年，卻沒有幾個朋友。很大的原因是跟這個圈子里的人三觀不符。
我當然不想跟錢過不去。賺錢很多當然好，但賺那麼多錢，如果沒有時間花，沒有時間跟親人、朋友一起度過，有什麼用？到頭來，我必須賺更多的錢去填補空虛。終於我問自己：到底是為什麼，我為什麼不開心呢？那時我意識到，我必須創造出實實在在的東西，才能找到快樂。而我的宿命不是當工程師，不是做投行，而是做名攝影師。
春曉：我很理解你所說的創造的重要性。然而創業者，特別是做創造性工作的創業者，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收入不穩定。特別是在現在的中國，人們非常看重有份「穩定」的工作，認為這是自己買房、買車、成家的資本。年輕人如果去做高風險的創業，搞不好父母會跟他們斷絕關係。
鄧安銘：「穩定」就是個幻覺。你在大企業天天上班，你買房、買車、還貸，就穩定了嗎？顯然不是。這些事情瞬間就可以改變。我曾經在一家私募基金工作，有一天我的老闆在和董事會其他人的政治鬥爭中失敗。結果不但他走人，連他招的人（包括我）也被趕走了。這就是人們想象的「穩定」。
我覺得自己創業反而會更穩定。因為你會更小心地管理賬務，確保自己有足夠的緩衝 ，並對突發情況有充分的心理準備。
春曉：撇開收入不談。攝影師和金融人士的社會地位非常不同。而人都是社會動物，我們無法避免地看重別人對我們的認知。我第一份工作是在紐約當記者，但有一次走在街上，我被人當成賣光盤的。過了很久我才發現，原來華爾街的人穿得跟我很不一樣。對你而言，從華爾街的高光中「跌」為一名「賣苦力」的攝影師，你會覺得失落嗎？
鄧安銘：至於社會地位，說實話，大部分都是裝出來的。在客氣的場合，人家會說，哦，這位是高盛總裁。接下來呢？「那你要不要來我們這投資？」「你幫我兒子安排個工作吧？」這讓我覺得非常彆扭。現在我就跟別人說我是攝影師。很多情況下，人家就再也不搭理我了。我覺得這樣很舒服。
春曉：大家都說創業是九死一生的事。我身邊也有很多優秀的年輕人前僕後繼地跳坑，有的失敗了，不甘心，還一個接著一個地跳。但你成功了，你可以去香港開展覽，你的客戶是修了半個香港的多金地產商。你怎麼做到的？
鄧安銘：運氣只會降臨準備好的人。我能在香港做展覽，並不是餡餅從天而降。Derek（客戶）看到我在馬來西亞做的一個項目，在我的網站留言問我是否願意幫他做些拍攝工作。我在自己網站上寫了200多萬字，養成了一個習慣，就是每一條讀者評論我都回，雖然我並不知道給我留言的人是誰。如果那時Derek給我留言，我不回，或者只是敷衍一下，就不會做成那個展覽了。
我想指出的是，社會和媒體喜歡宣傳「成功人士」，卻完全忽略那些失敗者，那些努力嘗試了，但沒有成功的人。你要知道，全職攝影這條路，我前面嘗試了三次都以失敗告終。第四次才成功。我這次也許是非常幸運。
春曉：「交易門」（Tradingmen）也常報道一些失敗者的真實故事。跟成功光鮮的故事相比，它們從讀者那裡得到的關注很少。我理解，如果媒體急切地想要得到流量，就會功利性地、針對性地去發一些大家愛看的內容。哪怕這些內容離事實很遠。
很多中國的微信公眾號採用標題黨的形式，諸如「中國人必須轉」這樣惡俗的標題來吸引眼球，卻屢試不爽。這是媒體向人性低俗面的一種迎合。但同時中國也湧現出許多優秀、有品位的內容創業者。在這個從業者素質良莠不齊的行業，我們寧願犧牲流量，也要努力成為後者。

鄧安銘的攝影作品：瑞典超級跑車Koenigsegg Regera - long exposure with high speed flash to freeze car
春曉：你現在除了專職攝影，還同時擔任哈蘇的戰略總監，並且創辦了自己的手錶公司。你怎麼去平衡這三份工作的關係？
鄧安銘：這三份工作對我來說是互相促進的。其實我很早就對手錶感興趣。我開始攝影就是因為想拍手錶。正好有一群對表感興趣的朋友加入了我。我們2014年開始嚴肅討論這件事。2017年8月我們的網站正式上線。我是CEO，負責設計手錶和其他事務，手錶由瑞士廠商製造。再通過我們的網站直接銷售給全球的手錶愛好者。
我不去走傳統的銷售渠道，很貴。我們的優勢是，我們可以通過網絡直接接觸到消費者。這也和我做攝影、寫博客這幾年的積累密切相關。如果沒有網絡平台的積累，我不可能做這件事。
鄧安銘對手錶的迷戀促使他進入攝影業，並創立自己的手錶品牌Ming。
春曉：攝影帶給你最大的樂趣是什麼？
鄧安銘：我作為攝影者可以去拍攝別人看不到的場景，經歷人家經歷不到的，再把我的所見所聞分享給讀者。我曾經坐著直升飛機在香港的上空拍攝，在喜馬拉雅拍日出，也曾經拍攝馬拉西亞的隧道掘進機。那些都是讓我一輩子都難忘的時刻。我想這和記者的工作有類似之處。
春曉：對，採訪別人的時候，我們常常可以深入一個人的內心世界。每次聊完後，採訪對象常跟我說：哇，不知不覺竟然講了這麼多。而故事發出來，讀到的人會覺得某一根心弦被撥動，並不是因為故事里分享了賺錢攻略，而是因為讀者感到自己的人性得到了鏈接和延伸。讀者感覺不那麼孤獨，有一些共鳴，或者自己的生命更完整、充實了一些。我想在這個人人擁抱短視頻，及時享樂的年代，優質的文字和圖片一樣會有種讓人平靜、催人思考的力量。
春曉：對創業者來說，最寶貴的是時間。跟三年前我們第一次聊天比，你又多了這麼多工作。你怎麼管理你的時間？
鄧安銘：我推掉了很多（攝影）客戶，不再在網站上進行攝影教學（這兩項曾是他主要收入來源）。我也減少了評論攝影器材的文章數量。我現在每天平均工作12-14個小時。從2011年開始，我一天假都沒有給自己放過。
春曉：你的拍攝工作需要經常來中國。你也常去全世界其它國家。我很好奇，你對中國有什麼特別的感受？
鄧安銘：中國跟全世界其它國家都不一樣。這裡商業機會爆炸，經濟發展太快，我感覺這導致「做生意」成為了唯一目標。人性、文化層面的東西有所缺失。我可以理解大家對效率的追求。要達到這個目標，我們需要對終端用戶有一些敏感。但我看不到這個東西。我感覺一切都只是產品，產品，一切都是為了生意。我去中國的一些地方，問一些問題，如果對方感知到沒有賺錢的機會，就不理我。我覺得中國可能需要多一些同理心吧。
春曉：你說的這種現象在其它國家也有嗎？
鄧安銘：全世界只有中國是這樣。我認為缺乏同理心是中國繼續崛起的最後一個障礙。
春曉：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話題。我的視角和你剛剛相反。我恰好認為科技、互聯網、商業的發展在推動中國人的同理心。十年前我從紐約回到北京，出租車司機認為我的箱子蹭臟了他的坐墊（其實坐墊本來就是臟的），對我亂發脾氣，我最多跟他吵一架。但這件事如果發生在現在，因為我可以給他差評，他之後每一單生意都會受影響，他肯定不會對我如此粗暴。我注意到，現在走在北上廣深的馬路上，禮讓行人的司機也越來越多。你可以說他們擔心被拍照拿罰單，這看上去是被逼出來的改變，但長此以往，其實科技和商業也深層次地影響了大家的思維模式和處事方法。
有一年我在意大利坐火車（Eurostar），從米蘭坐到佛羅倫薩。一位推車的中年意大利男人來回好多趟，都沒人買他的東西。他大概見我們是中國人好欺負，啪的一聲把一罐可樂放在我們桌上，硬要我們買。這就是你說的同理心的缺乏。
我相信這樣的事情可能依然會在今天的中國發生。但發生概率比以前低，因為這種人一定會被「大眾點評」。
春曉：回到攝影的話題。這幾年中國出現了一大波攝影愛好者，對器材十分迷戀。你怎麼看待這個現象？
鄧安銘：很多人覺得相機對拍出好照片至關重要。不同的相機，拍出來的照片當然有差別。但比相機本身更重要的是勤奮練習。拿著好相機，卻很少去學習用它，很少去練習拍攝，是永遠拍不出好照片的。越好的相機，它的功能和能做的事情越具體，其實需要你花更多的時間，更多的努力去學習、掌握和使用它。對器材本身的崇拜並不是出好照片的解決方案，好的技術才是。

春曉：中國有許多年輕人不再滿足於傳統的職業規劃。他們選擇當職業遊戲玩家、直播達人，交易門的不少採訪對象，選擇自己做資產管理和交易。能不能請你給想要創業的年輕人一些職業建議？
鄧安銘：不管你做什麼，首先你必須要養活自己。除非你很幸運，有父母和家族的支持。我在大機構也待了10年。我有足夠的保護墊來做我想做的事。如果你必須要在大機構工作積累，我建議你可以去學人家是怎麼去做生意的。但是，一旦你開始創業，你需要問你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創造力。其次，有愛好和把這件事當成職業來做是不一樣的。這並不意味著你可以在商業上成功。
春曉：把愛好當成職業做是文藝青年們的幻想。這往往不靠譜。因為做成一件事，背後必須要有強大的商業邏輯和團隊執行力。
鄧安銘：對，你必須做好一切準備，但不意味著你會成功。你可能有完美的產品，盈利模式，但如果有人比你早三天發佈產品，你可能就失敗了。對創業者來說，那種「不知道事情能不能做成」的感覺永遠不會消失。
春曉：交易門的一位好朋友閆安，跟你一樣，投行覺得無聊透頂。他從高盛離職，開始自己做AI的學術研究。他預測AI時代2027年就會到來。那時，大量簡單重復的工作會被取代。其實在新聞領域，現在已經有機器人寫稿，部分取代記者的工作。俄羅斯國際象棋特級大師卡斯帕洛夫在他的著作Deep Thinking: Whe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ds and Human Creativity Begins（《深度思考：人工智能終止和人類創造開始》）中，提出機器取代人類的工作，只會讓人類更容易集中精力去做更有創意的事，追求充滿好奇、美和喜悅的精神世界。他說這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，而不是某項技能，比如下國際象棋。
鄧安銘：這就是為什麼我建議大家去做有創造性的工作，也就是1+1=3的工作，而不是1+1=2的工作。 這樣的工作不會被機器取代。
然而相對於世界的巨變，我們現在的教育制度嚴重落後。學校沒有教我們怎麼去設計自己的職業，去適應新情況。就好像我現在的職業，10年、20年前根本就不可能存在，我也不能像現在這樣，住在吉隆坡，但是跟中國客戶做生意。我不可能通過網絡去給全世界的人銷售我自己設計，但是在瑞士生產的手錶。我不認為將來會有一成不變、可以一份工一輩子的職業等著大家。對於未來的年輕人，這將是最大的挑戰。
@交易門 春曉
(閱讀後感部份)
我傾向多元化生活,努力以Slash(參考Slash)為目標生活,投資理財或生活優化對我來說都係缺一不可,鄧安銘係天才,但他都經過大量努力才有今日的成就,作為平凡的Local 大學出身的我想追求多樣的生活如他,怎能不再更用力去向前行,變化才是永恆,過去的我成就今天的我,今天的我成就末來更好的我,希望借他的例子來互相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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